直到二战结束之后，凯尔森的国家法理论才真正获得了付诸实践的场地，以基本法作为现实基础的德国公法学开始从国家法（Staatsrecht）转向了宪法（Verfassungsrecht）的学术话语。
[19]参见王敬波：《略论政府应急征用法律制度的完善》，载《行政法学研究》2011年第4期。因此，需要联结该法第11条的比例原则并延伸出更细化的合理性标准，同时通过应急管理制度的体系性考察来补充相关程序规范，藉此维系应急征用合法性的基本限度。
[2]参见***娜：《公益征收与紧急征用之辨》，载《西部法律评论》2009年第4期。其中，准用性规则是指，没有规定行为规则的内容，但明确指出可以援用其他法律规则来界定本规则内容的法律规则。[21]有观点认为，应当以权利人属地来判断征用的行使区域，征用过境物资属于跨区域征用，只能由国务院来实施征用，因此疫情期间某地政府征用过境物资显属越权违法。[23]由于紧急事件真实发生、迫在眉睫，非常法律比常态法律更能维护公共利益，但也正是由于非常状态的特殊性，必要在非常状态下的适用，要比在正常状态下更为苛刻。摘要: 疫情防控中的行政征用属于典型的应急征用，其权限依据为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12条。
并且，事实上，征用行为都是先征用再补偿，不同于征收行为的先补偿再征收，其补偿的时效性要求可以有所降低。对此，由征用机关登记、制作和留存征用物品的清单，不仅成为征用行为合法的程序保障，而且是定分止争的必要机制。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市。
26和《共同纲领》、五四宪法不同，现行宪法的历史叙事并未从近代以来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史开始，而是参考了毛泽东同志的《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27追溯到几千年来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的历史，这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方式，对于几千年来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之历史事实的宪法确认。民族区域自治，是单一制下的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第四条第三款第二句）。二、内的维度：国家结构形式与国家建设 宪法文本是公民基本权利的集中载明和权威宣示，宪法文本中关于国家机构的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这是从权利视角对宪法文本的解读。还有一个是国际条件，就是持久的和平环境。
61新中国七十多年来，独立自主已成为我国和平外交的基石。13而市，作为城市社会的行政区划单位，是否写入宪法文本，也不乏争议。
这种一国外交权配置的宪法设计，和外交事务有关，但本质上还属于一国内部政府权力配置或者说内政的范畴。一国的行政区划表面上看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实际上，恰恰体现的是主权国家对于其内部国家整合的政治努力。而是呈现出作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现行宪法序言第一段第一句）、将社会主义作为国家的根本制度（现行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第一句）的人民共和国的独特的国家建设理念和世界秩序理解。由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发明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一词，最恰当地表达了英国人对自由帝国的强烈情感和信念。
40而从国家建设的视野来看，中华民族被明确载入宪法，其意义则更为深远。加上行政区划、基本权利、国家机关、司法制度等方面的条款中涉及民族事务的内容，整个宪法文本，和民族主题有关的内容将近五分之一。在《报告》中，彭真就此次宪法修改（全面修改）的背景、过程、指导思想进行了说明，并联系宪法草案在进行全民讨论中所提出的相关意见和问题，重点介绍了此次宪法修改草案的基本内容：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国家机构、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因此，在现代国家，行政区划的名称、地位、变更程序等，都需要具有法定职权的国家机关按照宪法所规定的程序来进行。
一般地说，在国际关系中，一个新政府获得承认必须具有的条件是‘有效统治……新政府在其控制的领土内行使有效权力……但帝国主义国家经常把承认当做侵略和干涉政策的手段使用。我国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是在独立自主前提下的对外开放。
最后，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的完整与统一，也是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是国家主权在国家结构形式层面的一个显著体现。
46如我国宪法中关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国家主席、国务院的外交职权的规定。50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和推动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在国家机构一章中，用十一个条文的篇幅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进行了规定。参见韩大元、孙谦：《世界各国宪法（欧洲卷）、（亚洲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2 年，第 177、746 页（欧洲卷），第 494 页（亚洲卷）。但同样是宪法序言，对于第二至六段的历史叙事、第七段的政治纲领宣示的讨论还是颇有一些。
78当前，全球经济发展的确存在着一些症结性问题，如增长动力不足、南北差距拉大、金融市场抗风险能力不足、贸易和投资规则碎片化等，但是，这并非源于经济全球化所致，相反，我们更要通过坚定不移地加大对外开放力度，通过开放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参见夏新华等：《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荟萃》，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年，第 530 页。
在现实政治之中，政治家们一边高倡自由国家缔造世界和平，一边进行着殖民扩张、武装干涉的霸权行径。76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7 年 1 月 20 日，第 2 版。
那么，序言第十一段关于民族关系的言说、第十二段关于外交政策的宣示，是否只是一种具文？第十一段和第十二段之间，又有何关联？宪法文本的排列，显然并非随意为之，尤其是阐明一国制宪缘由、国家目标和政治理想的宪法序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就是同世界人民的支持分不开的。
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被赶走了, 但帝国主义在我国百余年来的经济势力还很大，特别是文化影响还很深。68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对此，王尔敏先生基于自己几十年治近代中国外交史的心得，在论及鸦片战争缘由时指出：鸦片战争是英国处心积虑要以武力侵伐，禁决鸦片害人之物为世界之公义，香港收回不易，国人须知靠什么收回。北洋政府以及继之的南京国民政府，围绕废约、修约进行了大量外交努力，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格局，并未得到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际调停来应对日本侵华，但一次次失望而归，蒋介石在废约成功后以五大领袖自居，结果转眼就在雅尔塔会议上被打回原形。
《王汉斌访谈录---亲历新时期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 年版，第 76 页。此诚洞悉世变史鉴之论。
50 姜辉：《国际共运史视野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建》2020 年第 7 期。现行宪法文本中的内的叙事维度，主要体现在行政区划的基本设置、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宪制建构、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
1954 年 6 月 28 日、29 日，中国分别与印度、缅甸发表联合声明：提出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双方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共同建议将这五项原则在一切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加以倡导。23这些享有地方立法权和一定的经济自主权的较大的市，仅占宪法文本意义上的设区的市的很小比例，由此也引发了所谓较大的市的立法权的合宪性反思。
88 习近平：《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建设合作共赢美好世界》，《人民日报》，2014 年 6 月29 日，第 2 版。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这种错误认识，也给实务工作带来了混乱和危害。3 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人民民主革命时期，于 1931 年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中，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劳动人民亲手制定的具有彻底民主主义性质的宪法，4中国苏维埃政权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榨压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
55正是因为近代以来幻想依靠单纯的外交努力改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格局，甚至幻想以夷制夷或者对西方列强主持公理抱有希望后的一次次失望，注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必须采取和旧中国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58所谓一边倒，是指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的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各族人民，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所缔造的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大家庭。24限于篇幅，此不细述，只是指出，这种修改，同样是通过法治的国家建设的一个生动例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行宪法序言第十二段强调的反对霸权主义、加强世界人民的团结、支持发展中国家为争取经济独立斗争的精神仍然没有过时。在这个伟大的共同目标之下，全国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和谐发展，结成了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宪法序言第十一段第二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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